陈华癸：致力于土壤微生物建设的学者

　　陈华癸，民盟盟员，1980年当选为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他是我国土壤微生物学研究奠基人之一;先后创办北京大学土壤系，武汉大学农业化学系和华中农学院土壤及农业化学系，并组建了农业微生物学重点实验室(即现在的国家农业微生物重点实验室);培养了众多人才，其中就包括科学院和工程院的院士陈文新、范云六、刘更另、赵其国、邓子新等。

　　“癸之言揆也，言万物可揆度，故曰癸。”这是《史记》给“癸”字下的定义。癸的本义是有四个握柄的夯地农具，需四人合力抬起以平整、夯实土地，后来演变为一种十字形的测量、校准土地平整度的工具，即元代《六书正讹》中所谓的“交错二木，度地以取平也”，引申为估量的意思，后“癸”被假借为纪时名词后，另造“揆”字替代使用原意。

　　“华癸”二字，是陈华癸先生的父亲陈佑之(前清秀才，时任北洋政府交通部电气技士)应景偶得，竟似乎一语成谶，成为先生心系国家，脚踏实地，一生胸怀风骨与事业追求的诠释--他秉承民族传统知识分子的开拓与求是精神，以其一生孜孜不倦的探索与奉献历程，在我国农田土壤肥料域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同时奠定了我国土壤微生物学的基础，成为我国土壤微生物学发展史的一个坐标。

　　烽火连天抵霄汉

　　风雨如磐念故园

　　1932年春天，正式进入北京大学生物系学习的年，刚满18岁的陈华癸与导师张景钺(时任北京大学生物系系主任)曾有过一次关于人生意义的长谈。张先生以自身胸怀社会、孜孜求索的处世治学垂范深深感染了陈华癸，就此决定了这个年轻人之后一生的志向和人生道路。

　　在英国期间，陈华癸院士(右一)和夫人周如松(右三)与沈其益和吴婷夫妇在伦敦留影(1936年)

　　1936年，22岁的陈华癸来到伦敦大学细菌及热带病学院学习。次年，年轻的陈华癸来到英国洛桑试验站从事博士学位的研究，方向为豆科植物与根瘤菌的共生固氮作用。陈华癸在博士期间的工作效率为惊人。短短四年时间，他就在包括《自然》(Nature)在内的国际著名期刊上单独或衔发表了4篇论文。引起了共生固氮域专家的重视，1939年10月获伦敦大学哲学博士学位时，他才25岁。

　　1940年，国内战火纷飞，几乎所有的通关口岸都被日军封锁，陈华癸几经波折，辗转一年多，终于经美国回到祖国，来到西南联合大学汤佩松教授主持的清华大学农业研究所从事糖酵解方向的研究。在抗日战争的艰难时期，陈华癸实地调查了云南、四川、陕西、广西和湖南等省的豆科绿肥生产应用情况，并着重开展了紫云英共生固氮的试验研究。次提出紫云英根瘤菌和紫云英是一个转移的独立互接种族，该时期的工作为以后紫云英根瘤菌接种的大面积应用奠定了基础。

　　即使在和平年代，进行如此大规模的基础调查是一项巨大的工程。而当时正是抗战为艰难的时刻，能在战火纷飞的岁月完成如此壮丽的事业，没有对祖国和科学的一腔热忱恐怕断难完成。

　　陈公桃李满天下

　　何用庭前更种花

　　抗日战争胜利后，陈华癸致力我国土壤微生物学的学科建设。1946年，他于北京大学筹建了个土壤学系，招收了我国土壤学的批本科生，这就是现代土壤学系的肇始。

　　1947年，他来到武汉创建了武汉大学农业化学系;1952年院系调整，武汉大学农学院并入华中农学院，他也随之来到华农并建立了土壤微生物教研室。在这里，他招收了新批本科生和研究生。其中的佼佼者如胡正嘉，李阜棣，周启等后来都成为了土壤微生物域的知名学者。

　　陈华癸先生培养了众多人才，其中就包括科学院和工程院的院士陈文新、范云六、刘更另、赵其国、邓子新，还有知名教授李学垣、胡正嘉、李阜棣、曹燕珍、周启、陈廷伟、王运华、周俊初、喻子牛等。

　　1953年，胡正嘉成为了陈华癸先生的届研究生，也是新成立以来的届研究生。谈到陈先生对他的指导，80多岁的老人至今仍历历在目。

　　当年暑假，陈先生安排了研究生们的外出参观学习。站就是农业科学研究院。“我们在无菌室练习接种时，陈先生在室外看着，他发现我操作不规范，不认真，将接种环在酒精灯上随便地晃动几下就接种。当我从接种室出来后，他当众对我进行了严厉的训斥。”可第二天早上，胡正嘉收到了一张陈先生写的字条，向他道歉。“不管怎样，这件事给我留下了终身教益，以后工作中，每当接种时我就想起了这件事情。指导学生时也注意了这个问题。”

　　陈华癸在实验室指导青年教师和研究生

　　陈华癸曾经这样说:“高等专业教育不可能提供学生一生需要的猎物，而是提供学生一支猎枪和使用猎枪的方法，而且即使是猎枪及其使用方法也是在不断更新换代的。”他的教学以此为基础，并受到了学生们的广泛好评。

　　“他的教育方法让我们一生受益无穷。他不是‘授人之鱼’而是‘授人以渔’，培养我们的学习方法和学习能力。”陈华癸的学生，科学院院士邓子新这样说。陈华癸的课很受欢迎。“他用双语讲授《微生物遗传学》，讲课时经常穿插大段的英文描述和专业词汇，我们被他深深的吸引，他的课也成了专业英语课，我们学起来兴趣盎然，觉得很过瘾。”

　　陈华癸一生其重视对年轻人的培养和学科建设，一直倾自己所能为学生的培养而殚精竭虑。文革后期学术刊物发表文章开始实行实名制以后，陈华癸反对盲目地将知名专家和课题主持人列为文章作者，坚持研究工作的主要完成人和论文写作者应排在前面，因此常常在文章属名时把自己名字往后移;在担任华中农学院院长期间，为使更多的学生走向世界，他亲自在农业部和世界银行之间奔走争取在校内建立了批农业相关人员出国培训基地，陈华癸的这些做法非常有力地促进了华中农学院年轻人才的成长、相关学科的发展，一直影响至今。

　　朴实无华显本色

　　君子以勤俭养德

　　陈先生生性简朴，一生淡泊名利，平易近人。

　　上世纪六十年代，先生下乡调研，县里要盛情款待，他都婉言谢，只要一碗面，县里过意不去，给他做了一碗榨菜肉丝面，他还把“”的肉丝面还分给随行的学生一半。

　　上世纪70年代初期，在农业科学院油料作物研究所工作的郭庆元(陈华癸的学生，原农业科学院油料作物研究所所长，研究员)在下乡调查稻田种豆和稻田耕作制度改革的群众经验时，在孝感城关一家住宿条件差的简易客栈，意外地发现已是花甲之年的老师陈华癸一个人在一个有十几个床位的大通铺休息。原来为了了解农村和农业的真实情况，了解地县微生物站的实际工作状况，陈华癸没有通知地方，独自一人下乡接触普通农民和大队干部，以获得田间试验和大田生产的手资料。

　　陈华癸当选为中科院院士和担任华中农业大学院长后，学校规定有小车接送，可他轻易不专门要车，尽量与其他导拼车，有时等到很晚才回家，他说能替学校省一点是一点。他原本在华农有一套小别墅，他觉得太宽，换了一套小的，后来干脆退了搬回武大，他说:把房子让给更需要的教师。他生前常穿的一件夹克的前襟上绣补一个“OK”，不为别的，只为遮盖烟灰烫过的破洞……到他去世，陈华癸在华农是上无片瓦，下无寸土。

　　然而，就是这样一位平易近人的人，在很多事情上却“不近人情”!

　　改革开放后，我国实行了学位制度，作为学位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博士生导师聘任制度开始形成，1981年开始实施，到1984年之前，博士研究生导师的资格须经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办公室审批，由国务院批准。1981年，华中农学院微生物学科获得国家批博士、硕士学位授予权，陈华癸同时获得博士研究生导师资格，当年有5位学生报考陈华癸的博士研究生，陈华癸却一个都没有录取，因此未能名列国家批博士生导师，这是当时很多学者和教授努力争取的头衔。后来谈起此事，陈华癸说宁缺毋滥，达不到培养要求的不能勉招收，否则会误导学生、误导国家、误导社会，影响国家培养人才大计。实际上，这是陈华癸一贯的原则和作风。

　　1979年，范业宽(现华中农业大学资源与环境学院教授)以笔试名的成绩成为华中农学院土壤农化专业个、也是陈华癸当年的一个硕士研究生，他不知道的是，笔试第二名的学生是华中农学院子弟，在录取名单公布之前，私下找陈华癸说情的人接踵不断，陈华癸丝毫未受影响，坚持录取了范业宽。先生原则严肃至此。

　　“杏坛设教心馨桃李三千树，皓穷经袖风流一百年”，这是陈华癸先生所作的一副对联，这副对联俨然也是先生自己一生功绩和影响的真实写照。2002年11月19日，先生逝世。然而，先生精神永存!